【追忆80年代】我们代表《这一代》专访王蒙
——兼忆人大新闻系
创办《大学生》二三事
李培禹
1979年2月，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成立了一个学生社团，名字就叫“大学生社”。起因是我和杨大明都是北京二中的毕业生，考入人大新闻系后，报到那一天就互相认出来了。那时我俩都已有作品在报刊上发表，属于典型的“文学青年”。大明的诗在《北京文艺》发表后还曾得到著名诗人张志民的称赞。
当时，同学中的文学氛围很浓，我们就商量成立个文学社吧。结果，一呼“百”应，我俩身边立刻聚拢来十几位参与者。那时候，这群青年学生的热情、兴奋劲，可想而知。由于我比大明大几岁，就被推举为召集人——社头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24岁的我还真有点“头儿”的水平：大学生社成员中，于晓东、饶立华两位同学是中共党员，于是我把他们推为“党的领导”，尤其是晓东的名字，干脆被“党”代替了（40年后同学聚会，大家还一致称呼他党）。
大学时期的李培禹。
事无巨细，我们开会讨论选题、印刷、发行等问题时，都会最后问于晓东一句：“党认为可行吗？”所以，我们从未脱离过党的领导。不知出于什么考虑，我们在编辑出版《大学生》杂志时，我“高风亮节”，强行把杨小兵同学安在了“主编”的位子上，逼着“杨掌柜”出头露面、操心受累。
我还把班里的美女吴迺陶、王玉玲、李宁等几位同学紧紧团结进社里，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。班里的刘扬、范蔚萱、张亚、杨新、马常青、张纯、马在新、祁林等一干才子们，都不用扬鞭自奋蹄，各司其职。曾因参与“四五运动”入过狱的英雄张伟光，以亲身经历创作的短篇小说《碧血丹心》，打动了所有编辑们，作了《大学生》第一期的头条……
人大新闻系78级学生刊物《大学生》。
《大学生》就这样问世了。德高望重的成仿吾校长为我们题写了刊名，学校的校刊做了报道，直接推动了其他系的学生社团的成立和发展。
我们的《大学生》社团坚持了一年多，开展了不少有意义的活动，先后出版了3期杂志，每本卖两毛钱，印数也就几十本吧，却在当时的人大校园构成一定的影响。
武汉大学中文系77级的张安东，也是从北京二中考上大学的，我和他熟悉，于是我们接到了武大中文系编辑出版的《珞珈山》，并一致决定加入“这一代”大学生文学期刊联盟。
《这一代》筹备会代表在北大合影。
1979年7月暑假的一天，我来到北京大学，代表人大学生刊物《大学生》，参加了《这一代》第一次筹备会议。此后，我们全力支持《这一代》，当那本残缺的杂志终于出版后，《大学生》作为联盟成员，毫不犹豫地接下了包销1000册的任务。许多同学把《这一代》摆在学生食堂门口，很快就卖得差不多了。
为了扩大它的影响，我们决定到王府井街头去叫卖。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天，我们几个同学用自行车驮着这本已被禁的刊物，来到了北京最繁华的王府井大街，选中了街口最显眼的邮局报刊亭，叫卖起来。好像没有遇到原来设想的困难，邮局的职工也没有出面干预，刊物顺利卖光了。我们的“财务”王玉玲同学尽快地把钱汇给了武大的《珞珈山》，指望这钱能为出版第二期添点力量。
《这一代》大学生文学期刊联盟。
为了支持《这一代》，北京的几家高校学生刊物决定一起去采访作家王蒙。一是想争取得到王蒙的支持，二是为第二期刊物提供一篇有分量的专访稿件。我先找到在北京一所中学当语文老师的王蒙的姐姐王洒，王老师很支持，在她的帮助下，我一个人先去见了王蒙，定好了采访时间、地点。
我翻了当年的笔记本，日期是1979年10月11日的下午。北京大学中文系来的是王小平、黄蓓佳，他们代表《早晨》；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来的是徐晓、桂青山，他们代表《初航》；北京广播学院新闻系来的是徐永青，他代表的是《秋实》；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来的是我和杨小兵，代表的是《大学生》。我们7个人加上主人，使那间不足10平方米的小房间有点“爆满”，可能是采访者超员，那天没有见到崔瑞芳夫人。我们围着王蒙问答不断，气氛热烈，时而笑声飞出了窗外……
《这一代》第一期目录。
一直到傍晚，天色暗了，大家还意犹未尽。王蒙对《这一代》表示了明确支持，他还开玩笑地说：“现在我们国家青年的标准，跟肝炎转氨酶指标一样，提高了。我45岁了，还是青年嘛。”我们不约而同地说:“欢迎您参加我们这一代。”笑声中，王蒙连声回答:“好，我也是你们这一代的。我是‘青年’啊！”
后来，我受大家委托，执笔完成了一篇专访，题目是《美，永远不会绝灭》。此文以“本刊记者”的署名，发在我们的《大学生》第三期上。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，它未能出现在《这一代》上。后来我特意去王蒙老师家说明情况，他建议把稿子拿给南京的《青春》。我抄写下杂志社的地址，写上“编辑同志收”，直接寄了过去。很快，《青春》全文刊出了。
《这一代》第一期主要作者，不少当今知名人士。
以上是我参与创办《大学生》以及与《这一代》关联的零星记忆，仅供研究者参阅吧。
以下是那篇35年前专访王蒙的稿件，还有人愿意读到它吗？
美，永远不会绝灭
——记作家王蒙与文学青年的一次畅谈
“人，歌曲，爱情，你竟是这样软弱的么？
……我只有一个信念，我想，一个给予人们那么多的歌者，一个如他这样真正来自人民、来自大河和土地的艺术家，本人也一定是强大而富有的。任何人间的折磨，都不可能挫败他。”
这是王蒙在新近发表的短篇小说《歌神》中写下的，也是这位21岁时因写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》赢得了在人民心目中的地位，而因此也惨遭厄运、经历了20多年艰难磨折的作家特有思想感情的真实写照。最近，经党中央批准，王蒙和刘宾雁、刘绍棠等青年作家的重大错案已彻底平反，45岁的王蒙，终于回到了北京。
年轻时的王蒙夫妻合影。
王蒙是带着歌声回来的：自1978年5月，人们在《人民文学》上，重又惊喜地看到《队长、书记，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》作者——王蒙的名字，被剥夺了发表作品权利十几年之久的青年作家，便一发而不可收:《最宝贵的》（在1978年短篇小说评选中获奖）、《光明》、《难忘难记》等十几个短篇接连发表，长篇小说《青春万岁》修改出版，一部中篇《布礼》已经在《当代》发表，另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业已脱稿……王蒙最近在想些什么，做些什么呢？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召开前夕，我们访问了他。
刚刚参加了文代会报告草案讨论的王蒙，在他暂居的北京市文联招待所一间10平方米的房间里，热情地接待了我们。多年大动乱的凄风苦雨，没有能够毁灭他。看上去，他身体结实，精力充沛，大概是十几年戈壁滩生活的磨炼，一双戴着黑框近视镜的眼睛，更闪烁着坚毅而深邃的目光。
著名作家王蒙。
他说:“我很高兴和青年在一起，和你们一块聊聊。我在新疆农村待了十几年，显得‘老赶’了。”这话把大家都逗笑了，拘谨的气氛一扫而光。围着王蒙日夜疾书的、也是屋里唯一能摊开稿纸的写字台，北大和北师大中文系、人大和广播学院新闻系的7名学生，兴奋地坐在两张错开的单人床上，气氛热烈而活跃。
王蒙首先谈起了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新中国的第一代青年的沸腾生活。看得出，他对那时光明而欣欣向荣的生活，怀有深深的爱恋。他说:“那时，我们是多么热爱祖国啊！认为从此再也没有阴影了，一切都是光明、都是胜利的了。”接着，他谈到了1957年，一些青年作家的遭遇。
知名作家、编辑徐晓，现居北京。
王蒙显得有点激动地说:“我真不理解，那么多大人物都争着起来批刘绍棠，值得吗？那时刘绍棠才多大？21岁。一方面是太‘抬举’了刘绍棠，另一方面太降低那些大人物的身份了。”王蒙说到了1956年召开的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，与会的1000多名青年作者，一般都是二三十岁，有的还不满20岁，竟有70%被打成右派。比较活跃的都成了右派。王蒙说:“那阵子，赏你一顶右派帽子，真比发个布票、粮票还省事儿。领粮票、布票，你还得盖个戳儿呢，是不是？”
北大的王小平（她向王蒙“声明”，自己不是那个被赶走的王小平）绘声绘色地问:“那你，当时被打成右派，是不是觉得不理解，好像挨了一闷棍呢？”
王蒙略微沉吟了一下，说:“当时是不理解，不可能理解呀！不过要说当时怎么想的，你们可就失望了。我们那时没有张志新那样高的水平。心情很痛苦，尤其是成了社会主义的敌人，感觉到真是自己错了，拼命也得想通：这是党对我的最大关怀呀、最大挽救呀什么的，要不然的话，越走越远，最后就变成铁托啦！”
著名作家王蒙。
大家忍不住笑出声来。
有个同学问:“当时，伟大领袖不是保了你吗？怎么还被打成右派呢？”王蒙想了一下说:“有些外国记者也问这个，这是个问题。可……我又问谁去啊？比如电影《创业》，毛主席批示了，肯定了可以上演。江青照样把张天民叫去臭骂了一顿，你有什么辙？你还敢写信吗？写了是不是能转到？即使转到了，第一次批示支持你，第二次……”
话题转到了王蒙的创作道路上。他说:“我的第一部作品是《青春万岁》，这一点和许多作家不一样，一上来就写了长篇。中国青年出版社准备出书，但后来形势急转而下，这部稿子就压下来了。真没想到，这本书的问世，竟要经历20多年的‘悠久历史’。写了这部长篇后，还零星地写了《小豆儿》、《春节》、《冬雨》，这些都在《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》前后。”
著名作家王蒙。
王蒙见有的同学不相信《青春万岁》就是他的第一部作品，而一定要问出在此之前还发表过什么时，他笑了:“我给《北京日报》写过一篇通讯，关于暑期学生生活的。我觉得写得挺得意的，可发表出来，只剩下两行。当时稿费还挺高，两行给了八毛钱。”
等我们止住乐，王蒙说，1957年后，我就去郊区劳动了。直到1962年，局势有些“松动”，我才又能发表一点，像《夜雨》、《眼睛》。《眼睛》那篇还可以。这马上就到了“千万不要忘记”的时候，“基本路线”制定了。要说也真怪，党中央没有任何文件，国家也没有规定摘帽右派的东西不准发表，嗨——，各个刊物都自觉不给你发了。有的编辑还挺客气，说你的作品很好，但限于篇幅……不是嫌长吗？我写短的，可还是不用。这时我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……
知名作家黄蓓佳，现居南京。
从那时起，一直到1978年，十几年不能发表作品，对于一个热爱人民、热爱生活的作家来说，痛苦莫过于此了。但是，人民是祖国的人民，祖国是人民的祖国！王蒙在痛苦中思索着，他没有绝望，他要写！1964年，王蒙把一篇论文寄给了一家文艺刊物，没有任何音讯。
稿子寄丢了？没有，在编辑部。编辑们是多么懂得王蒙的心啊！他们拿着凝聚着受了重伤的青年作家心血和希望的稿子，在争取着……可是，随着“史无前例”的到来，这家杂志也被迫停刊了。岁月流逝，人事变迁，真是天翻地覆！在边远的伊犁农村，靠发给的生活费，度着“断线风筝”似生活的王蒙，哪里还记得起这篇稿子呢！15年过去了。一天，一卷印刷品飞越千里，寄到了王蒙手里。打开一看，竟是十几年前的那篇稿子发表了！
王蒙眼里闪着睿智而兴奋的光芒，他怀着诗人一样的激情说:“只要有人类，美，是永远不会绝灭的！从表面上看，真善美是软弱的，和暴力相比，美是不设防的，是没有还手之力的。但是，美深深地扎根于人民心中，人类对歌声的追求，永远不会绝灭。我写《歌神》就是要说明这个意思。契诃夫写了《美的毁灭》，我也写了，但我更多地写美的胜利，美的力量！”
退休后的杨小兵，现居北京。
谈到文艺界“歌德”与“缺德”的讨论时，王蒙说，多少年来，似乎可以摸到点规律，就是有些人在风向一变的时候，争着当“左”派。往往是：你花五年工夫，含辛茹苦地写一部长篇，我用15天写1万字的批判文章，而且越往死里批越好，批判文章一发，不但我比你高得多，你还得进劳改队。这就是所谓“姚文元道路”。科学家也一样，你15年搞一个课题，我15年什么也不干，专搜集你的表现，到头来，我能当你这个研究所的书记。
我们热烈地讨论起文学的特性。王蒙说，文学是研究人的，它应该完成政治学、哲学、经济学、历史学等所不能完成的任务，它主要是揭示人的感情，人的心理。因此，文艺民主很重要，可以说没有民主就没有真正的文学。这个国家比较民主，人民才有可能通过自己的知识分子，表达各方面的感受。如果文学成了御用文学，也就没什么希望了。
文学创作要更多地集中到写人上，如果一部小说就是要说明一个政治上的问题，何不去写论文？像《人民日报》上李洪林的文章，既充分又全面，逻辑性强，人们也有兴趣看，写小说解答问题的人无论如何也赶不上李洪林。你们都看了茹志鹃的《草原的小路》吧？为什么感人？就是因为她不光停留在政治现象，更多地写了人的感情、人的命运。现在有些办文学刊物的人不懂得这一点，他们其实是用编《新华月报》的方法来办文学期刊。
刊登此次专访的《青春》杂志版面。
当谈到《难忘难记》、《悠悠寸草心》这两篇小说时，王蒙同意一个同学的分析，他说，反特权、反官僚主义是社会主义文学的一个重要课题，但写好却不容易。我们不应该把它漫画化，而应该看作一个活人，给他以辩护权。我最近接到一封南京读者的来信，他先承认《悠悠寸草心》感人，然后把我大骂了一顿，信中说：我真不明白最后一段为什么那么写？什么用意？你敢在《上海文学》上回答我吗？谅你也不敢！看来，70年代的王蒙已经不是50年代的王蒙了。
王蒙征询了我们的意见后说，要改革——也可以说是改良，要点点滴滴、切切实实地做出努力，想在一个早上消灭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是不可能的。中国需要安定，再不能搞“不断革命”、“二次革命”了。我最后一段的意思就是要写出老百姓处处体谅你（注：指小说中描写的沾染官僚主义作风的领导干部），对你们仍抱有希望。我觉得这样写，对那些人是更好的鞭笞。
王蒙与夫人晚年留影。
我们请作家谈谈文学创作的手法，王蒙谦逊地说:“我们一起讨论。”他说，现在在日本和美国等国家，文学分两种：一种叫“纯文学”，一种叫“通俗文学”。一般的出版商，两种都经营。光搞“纯文学”，赔本儿；光搞“通俗文学”，又被别人瞧不起。我也有“二元论”的想法，《歌神》就试图在这些方面做些尝试，是按着“纯文学”去写的。作为短篇小说，大概有三种形式：按事物发展（写时可倒叙、插叙）；按叙述的方便写；第三种可以说是“意识流”的手法，从心理活动的角度写。
我最近写了一篇比较“洋”的，给《光明日报》了，不知他们用不用（注：即《夜的眼》，《光明日报》已发表），也许有些人感到莫名其妙，可能会有人劝我:“王蒙走上邪路啦！”我是想试一试，在创作方法上多做一点探索。我们真正总结创作经验的还很少，老是“春风又绿江南岸”的“绿”字用得怎么妙之类。一篇好的评论，应该使读者、作者，尤其是作者，看后一下子跳起来:“哎呀，真说到点子上啦！”一个同学插话说，胡采评王汶石的小说就很有独到的地方。王蒙点头：“是，胡采行。”
本文作者李培禹，现居北京。
暮色降临了，我们分别把各校的学生文艺刊物送给作家。王蒙拿出纸笔，要我们一一留下名字，并告诉了我们他将定居的新地址。徐晓和黄蓓佳两个姑娘诚恳地说:“希望得到您经常的指导。”王蒙微笑着说:“我们互相帮助。现在我们国家青年的标准，跟肝炎转氨酶指标一样，提高了。我45岁了，还是青年嘛。”
我们不约而同地说:“欢迎您参加我们这一代。”笑声中，王蒙连声回答:“好，我也是你们这一代的。我是‘青年’啊！”
（此文原载1980年2月《青春》）